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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评论]中医“申遗”:脱困或复兴?(转载)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3-13 15:41:52

    本报记者 亚枫 伊欣 广州报道

    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复兴,一个伤感的字眼,只有当那些曾经的辉煌经历衰落又要回归荣耀的时候,才被人提及。中医药正谋求复兴,为免悲剧式的衰落———它义无反顾地走上申遗之路。

    漫漫申遗路

    2006年2月,中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申请项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名列其中。与同一批其他申遗项目不同的是,中医申遗成立了申遗委员会,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外合作司司长沈志祥挂帅申遗专家组。

    似乎是在“韩国成功将‘端午祭’申遗”的语境下,在韩剧《大长今》热炒“食疗养生”这一中医主张的攻势下,国人更加明白了“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涵义,因此,此次中医药申遗富含激情。

    中医申遗的动机早在两年前已开始酝酿,并于2005年11月向文化部报送了《中医药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草案》。该草案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八部分“打包”成一个项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同一批申遗项目中首屈一指。

    沈志祥说,中医申遗与“自然文化,遗传文化”申遗不尽相同:首先它要求是能传承的,传承人的智慧,保护人的智力;其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能够得到保护与应用的。“目前,申遗的工作正一步步‘健康’地推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步,后面还有六步,包括递交申报到世界遗产中心,以及考察等,直到申遗成功的彼岸。”

    “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几千年来承担着治疗中华民族伤痛大任的中医,对于世界人民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的中医,在中国却经历了百年沉沦,正面临一步步迈向衰落的局面:清末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中医50万,而现在仅有27万。目前,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建国57年来中医一直在急剧减少;与之相对照,1949年我国西医医生为8.7万,现在是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仅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

    难怪陈大启老先生忆起往事语带忧伤:“2005年,很多老人都走了啊。”言毕竟是长时间的沉默。他的沉默有对离世故友的哀思,也有对中医后继乏人忧虑。耄耋之年仍坚持出诊的陈老或许已经参透1962年父亲陈慎吾,合同李重人、秦伯未、任应秋、于道济“五老上书”拯救中医教育时的苦心,却也无奈父辈们“文革”期间饱受的煎熬———他们的苦难没有换来中医文化的繁荣,反倒是愈发人才凋零。

    争辩

    中医药申遗,大部分人雀跃———中医药有救了!小部分人叹息———中医药真的到了非要申遗的地步了吗?

    反对者称,能否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看其是否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医药目前并没有处在“濒危”境地,这种说法不利于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如果非要说中医药面临灭绝了,因而要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种‘申遗’是站不住脚的。”

    沈志祥认为对“遗产”一词的中文理解更多的是灰色的,而在外文的翻译中却代表着“人类智慧财富的传承”。中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系统性、完整性、高度文献性以及广泛传播的鲜明特征。“申报是促进保护,保护是促进发展。更好的保护中医药的财产,才是申遗寄予最远大的希望。中药专利被外国抢注多达1000多项,这意味着什么?”

    反对者认为,但凡保护的,都是无力面对竞争的,是虚弱的。这意味着,如果一旦把中医药作为传统文化保护起来,同为一体的医学必然会受到限制。而作为治病救人的医学,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该向整个人类开放,而不能自我封闭。而只有借鉴世界先进的元素,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活力。

    广西中医药大学刘力红教授则说,通过申遗正是应该反思曾有的失误,反思走过的路,进行调整,成为一个很好的铺垫。“我相信,通过申遗把中医文化介绍出去,让大家明白了解中医。随着人们的认识,中医会再生。成功申遗有助于中医按照自己的路走下去。”

    中医之衰兆始于清末。

    民国初年,目睹了西方强盛的青年们试图割断一切与中国“封建文化”的联系,摒弃传统似乎就能够竞求出中国富强,中医药文化亦在“故纸”之列。其间,政府则掺杂了过多的对中医药的鄙视。

    1925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课程列入医学教育计划。1929年,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案”,由于全国中医药界以罢工停业反对而被迫取消。但仍禁止中医应用西药西械,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1933年、1935年,汪精卫两度提出废止中医中药。

    1949年之后,中医药面临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然而却遇到了新的问题———煎熬在“现代化”的烈火上,生死存亡于“国际化”的旅途中。

    要复兴,先脱困

    1962年之后,中医教育问题一时间成为焦点。当时,不少中医对中西医课程设置及毕业考核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章节没有让学生精读、背诵,以致印象不深;为此北京中医学院5位老中医上书反映:“中医学院是培养高级中医师的殿堂,不是培育中西医兼备的学院。因此教材应以中医课程为主,西医课程为辅,即:中医课程占75%,西医课程占25%。”

    实际上,“五老上书”只是中医人才培养机制与西化教育矛盾的一次试探。显然,西化教育最终赢得了胜利,5位老中医提出的教学改革建议,在“文革”期间成了被打倒的“臭老九”的罪行,最终导致今日中医人才的没落。

    问题不仅在于此。在西方科学的方法论下,中医根基———阴阳、气血、经络学说,成了无法通过科学检验的模拟理论,没法证伪。为了寻找夹缝中的空间,中医只得悲哀地走上“削足适履”之路,打起了小白鼠的主意,在动物身上实验“肾阴虚”、“心阳不振”、“厥逆”,甚至连新药报批也需经动物试验。

    “中药大多是复方,十几种药,讲究君臣佐使、辨证施用,有的常用中药,几百种病症里都用得上。”一位老中医激动地说,“通过在老鼠身上怎么能体现出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

    即使是中医赖以治病的“脏腑理论”,因为披上了“五行生克”的外衣,也就成了“迷信”。事实上,脏相配五行,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所揭示的是各脏器间的关系,恰好借助于五行关系表示,在千百年来中医临床上也经受住了印证。如今,只是因为借助了“五行学说”,就将其打上“伪科学”的烙印,就像是一个人出身不好,就可以将其打为“黑五类”一样可笑、可悲,这恰恰是对科学最大的蔑视。

    然而,中医最为深重的灾难还是来自于医院商业化运作。

    商业化的医院追求的是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唐药王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的医德就可有可无了,中医院西医化运作自然蔚然成风。一个患者到中医院就诊,医生运用的诊断手段不是望闻问切,而是无穷无尽的仪器检查———倚重于仪器检验利润的医院,又怎会鼓励医生只开价值无几的几服中药?

    合力作用下,中医药现在谋求文化复兴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是,申遗,是中医复兴之始还是挣扎?

    从积极意义上讲,中医药申遗能够带来包括特殊的政策和保护,得利于中医药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关注。但是,如果不改变“由西医学标准操作、教育退化”的现状,找到符合中医自身的规律去操作的自由空间,申遗真的就成了无谓的挣扎。

    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好在这一状况在中国正逐步得到改变。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这或许是个“福音”,不仅对于中医药文化,还包括其他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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