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第一健康 » 中医

董元奔 谈中医与儒家文化

  浅谈中医中的儒家文化印记

  董元奔

  (2015年1月18-20日于时雨斋)

  【内容提要】中医实践及其理论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儒家文化的印记。儒家哲学的主要思想引领了中医的一些发展方向,儒家典籍保存了大量中医药方和医者掌故,而许许多多儒生或直接从医,或从事中医总结事业。我在本文中用文学的、历史的方法,以点带面,对儒家文化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作些梳理。

  【关键词】 中医 儒家文化 儒家情怀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它是华夏祖先在辛勤的劳动中起源的,是华夏祖先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并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着。在中医起源特别是理论发展和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古典哲学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其中尤以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为显著。儒家学说、儒家典籍和数不清的儒家弟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发展方向,丰富了中医学理论,扩大了中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传播。这里,我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作简单总结。

  一、儒家学说对中医思想的影响

  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就是要求人们要有悲天悯地的情怀,要有博爱的思想和泛爱的心,要以仁爱之心调节和谐的人际关系。孟子从仁政观出发又提出了“君贵民轻”的思想,所谓“君贵民轻”其实就是军民一样重。孔孟仁的思想对中医的实践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医对病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中医为千百万人治病疗伤和保健身体,正是对变得不和谐了人的身体进行协调。

  中医为人治病,只看病,不看人,没有政治观念,甚至没有善恶观念,他不会因为你是坏人就把你给治死,他所要想的就是怎么把病治好,怎么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三国演义》的华佗,既给他的老乡曹操治偏头疼,也给曹操的敌人关羽刮骨疗毒。在以扬刘抑曹为政治取向的《三国演义》中,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政治观点,他们或骂曹操为奸贼,或尊刘备为先主,唯独华佗的心中没有这些政治痕迹。华佗面见曹操,口口声声呼曹操为丞相,被曹操关进监狱,他仍然视曹操为丞相;给关羽疗伤,华佗也口口声声呼关羽为将军,所谓将军当然是汉将军。华佗还为东吴大将疗过伤。在纷争不断的魏蜀吴三国中,华佗为天下所共有,他属于中华大地上的所有人。他正是儒家博爱思想的化身。

  中医行医不仅不讲政治观念,也从不嫌贫爱富。最好的中草药不在都市,而多在穷乡僻壤,在渔樵农牧者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医者钻研各种便于搜寻的草方,以便使最底层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服得起药,是所谓“草头方子治大病”。所以,中国古代的穷人能够轻易从身边找到治病的草药,而西方古代的穷人则没有这个福气。同时,古代免费为穷人治病的中医有名的和无名的数都数不清。有的郎中挑着一幅担子,一生行走江湖,一边采集草药和配制药丸,一边东家治病,西家疗伤,总是活在人民群众中间,最后也死在人民群众中间,死后留下许许多多医患佳话。杏林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传说三国时期有一名医名叫董奉,他为老百姓治病,没有钱给他的,他就只要求人家在他房前房后栽种杏树,重病五棵,小病一棵。多年以后,董奉的家就坐落在一片庞大的杏林中了。杏林从此成为中医界的代称。

  中医要求医者自觉培养医德,不贪财,不贪食,不贪色,不贪功,这与儒家要求弟子们以仁的思想进行修身养性是共通的。只不过儒家常常是通过树立人类走向和谐和大同的终极理想,并通过闭门静思或依赖山水来祛除心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杂念;而医者则是通过树立对人类祛除病痛和尽量长寿的终极理想,并通过对患者病痛的感同身受,通过对患者的现实关怀,来祛除心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杂念。儒者和医者道德修养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他人,并通过服务他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前边刚提到杏林的传说当然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故事,而且,董奉的医德高尚还不止如此,甚至延伸到治病之外。杏林总是要结杏子的,而有钱买杏子的人当然是富人。于是,每当杏子成熟,董奉便在林边建一个大谷仓,以杏子换取富人的谷子,然后他再把这些谷子分给吃不上饭的穷人和盘缠耗尽的过路人。

  除了仁,孝也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思想,儒家认为“百善孝为先”。汉代以“举孝廉”作为取士的手段之一,自此以后,孝对社会生活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大,经过南宋理学思想的进一步强化,到明清时期,孝几乎成为一种规范甚至钳制人们各种行为的思想,明人清人追求孝道以至于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程度的故事汗牛充栋。孝的思想,同样渗透进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中。中医要求行医者要有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做到孝,一个不能爱自己父母的行医者,怎么会去爱天下人呢。

  金代名医李东垣本来是个儒生,以参加科举考试为己业。在其学业稍有所成之际,他的母亲生了病,他遍求各地医生都没有治好母亲的病。母亲死后,他深感对不起母亲,同时也念及周围许多因无良医治病而痛苦的老百姓,决心弃文从医。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和从医实践,他最终成为“补士派”的创始人。

  本人的曾外祖父也是地方良医,他是跟他的父亲学的,他们祖传的针灸绝活。有一年,霍乱肆虐,父子俩走乡串户,给奄奄一息的乡村们针灸,他们的银针在病人身上存在半个时辰,病人就可以保住生命。但是,病人太多,银针不够用,于是他们就把能够搜集到的银簪、银丝截成一截一截,来不及磨尖就直接给病人扎下去。忽然,父子俩也感染上了霍乱,而那时,最后一批银针才扎完,先前的一批还没有拔出来,手头只有一根银针。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同样奄奄一息的我的曾外祖父把最后一根银针给父亲扎了下去,等老父清醒过来,他自己已经气绝身亡。

  孔子创立儒家的目的是“克己复礼”,礼同样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礼制讲究君君臣臣,要求尊卑有序,这也影响到中医理论。《黄帝内经》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借鉴官制称呼人的各种器官,描述这些器官的功能,比如称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傅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胆为“中正之官”等。而“封官”不仅形象的显示了这些器官在人体生理运行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心为例,心为“君主之官”,心主神明,这当然与天下人对仁君和明主的期待是相一致的,也是历代帝王真也罢假也罢主动追求的目标;而五行中心主火,君主既然是大爱之人,就不会害老百姓,那么中医就认为心火不会害人,害人的火必然来自外界,也就是其他器官的火邪侵入到心中来了。那么,就好像君主做错了事不怪君主,而怪各级职能部门一样,心火也就不是来自心本身,而是来自其他器官。

  儒家学说还崇尚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讲究“中和”,追求不偏不斜,既反对力度微弱,也反对过犹不及;讲究“中和”,也就是讲究和谐,和谐方可共生,不和谐则会相克。这也是中医在治病和保健理论建设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中医把儒家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具体的中医实践。中医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认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各个器官总是处在此消彼长的阴阳转化过程中,阴阳之间越接近和谐,这个器官就越健康。五行学说认为,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心(火)克肺(金)、肺(金)克脾(木),避免前者克后者,就要求前者呈阴性;而这五种脏器的和谐循环是人的肌体健康的保证。阴阳相谐和五行相生是中医施行治病和保健行为的主要方向。

  二、儒家文化对中医成果的保护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医起源于劳动生活,许多从医者并没有太

  高的文化,他们甚至不是专门从医,即便是专门的,也多是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中医技艺。在交通和信息极不发达的古代,加之战乱频仍,师带徒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医的普及。春秋时代以来,随着儒家学派的崛起,儒家典籍对中医的总结和传播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黄帝内经》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中医奇书,对数千年中医的发展起了引领作用。中国最早的关于中医的传说当属神农氏尝百草,从此先民便依靠草药治病。但是,由于先民绝大多数不识字,中医技艺只是以口耳的方式进行传承,许多绝技难以迅速在天下普及。经过数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中医实践,随着一个又一个识字的医者对先民的中医实践经验作零星记载,《黄帝内经》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市,这部带有朴素辩证思想的中医学理论典籍的出现,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活跃的哲学思想,这其中就包括儒家思想。我们至今无法考证《黄帝内经》的最后一位作者,但是,可以肯定的认为,没有优秀的儒家哲学修养、文字功底和悲悯情怀,这个人是难以完成对这部书的思想建构和文字描述的。而后世的人们对这部书的理解和学习,则就更离不开受过儒家教育的医者作有关通俗化的解释。

  司马迁创作的儒家名著《史记》没有忘记中医,他不仅记录了大量药方、医患典故,还给扁鹊、仓公等良医立传。司马迁对良医毫不吝啬笔墨,既通过他们的事迹传播他们独到的中医技艺,又通过热情洋溢的礼赞以引起人们对中医的重视和医者的尊重。在写扁鹊时,司马迁介绍了扁鹊的望、闻、问、切诊病四原则,阴阳失调的得病原理等。“扁鹊见齐桓公”一节,通过写扁鹊四次面见齐桓公,分别指出齐桓公的病正一次次从皮肤中深入到肺腑中,齐桓公一次次皆不以为然甚至很生气,司马迁以形象生动的文字对讳疾忌医发出了谆谆忠告。在写仓公时,介绍了他五色诊、奇咳术、阴阳外变、揆度、药论、石神、接阴阳等优秀的中医实践经验。扁鹊和仓公都是生活在先秦时代的名医,他们的这些医技以零散的方式流传到西汉,此后,便经由《史记》的整理和保存,这些医疗原则和方法为以后两千年的医者所沿用和发展。

  《千金方》是唐代以来流传最广的中药方著作,《本草纲目》是明代以来实践性孙强的著名中医学著作。《千金方》是我国最早的中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理、法、方、药齐备;从诊断治疗到卫生保健,预防、食疗、针灸、药物齐备。《千金方》全面保存和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中医学成就。《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动物340种,矿物357种。《本草纲目》不仅是明代以前记录药物最多的中药学巨著,还因全面纠正古代各种药学著作的错讹而成为明代以前最准确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不仅是中国中药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还因问世后即传入日本和欧洲而成为中医走向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千金方》和《本草纲目》这两本书的作者孙思邈和李时珍不仅是良医,而且从小都先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正是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才使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行医实践转化为理论成果,从而更快、更好的造福后代。

  儒家教育帮助医者通过著书立说保存、传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医成就,此外,汉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制度也一直关注了对中医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朝廷和地方均设有医馆和医官,历代政府对民间“坐堂医”和“游方医”也都采取少纳税或不纳税的政策。历代政府对“坐堂医”和“游方医”的鼓励和保护,对保存和发展传统中医起到了重要的和不同的作用。坐堂的医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钻研古代各种医学典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技,也为归纳、总结和发展古代中医技术提供了条件。而游方的医生虽然有漂泊之苦,但是他们却可以见到许多罕见的病种,发现许多新的药物。两类中医通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中医的传承和发展。

  宋代在这方面做得更出色。范仲淹庆历新政期间,其所推行的“新政”大多随着新政的失败而被取消,但是其设立的太医局却被保留下来。太医局不仅被保留,后来,宋徽宗还对中医人才培养实行过与儒学科举取士类似的制度,将本是行政机关的太医局改革成培养良医的太医学,使之与培养进士等儒生的太学并立。这一改革,不仅鼓励了一大批矢志通过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的儒家弟子改学中医,缓解了科举的竞争压力,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举的遗珠之憾;而且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门的中医人才,而且这些中医人才还因为自己良好的儒家文化修养而成为将来中医实践的总结者,有利于通过讲解医书和撰写医书把中医带入民间。

  明清对宋代的太医学教育制度作了改进和发展。太医学改称太医院。太医院分科更细致,一般分内十三科。教学人员更专业,不仅要有很高的中医学理论修养和丰富芙蓉医疗实践经验,而且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教材更丰富,《黄帝内经》、《素问》、《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都是必修科目。有的经典著作不易研读,教学人员还要编写辅导材料。考试制度更稳定,一季度一小考,三年一大考,考试合格者,一级授以医士称号,二级授以医生称号,三次大考不合格者将被剥夺太医院学生资格,而被废为庶民。不仅如此,还推行继续教育制度,通过继续教育和考试,医生可以晋级为医士,医士则被授予绶带,晋级后俸禄也会相应提升。清代还在各地设立太医院的分院,从京师太医院派遣有一定的医学和儒学修养的教学人员到各地分院指导教学工作,大量培养中医学基层人才。

  在对传统医学成就的总结上,明清知府也非常重视。

  天花从汉代即从西域传入中国,长期没有有效的预防办法。明代政府高度重视天花防疫的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从民间搜寻这方面的专家。隆庆年间,随着宁国府太平县(今安徽太平县)某游方医生发现了人痘接种法,政府迅速组织医学队伍向全国推广。政府还组织官医在实践中对种痘法作进一步研究,发现了用经过多次接种的痘痂作疫苗效果更好。随即,政府安排对天花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文士朱奕梁撰写《种痘心法》作为普及性读物发行天下,用来指导全国医生和老百姓防治天花。后来,种痘法和《种痘心法》还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国际天花防治和世界医药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面总结性王朝,其中医学总结方面成就远远超过前代。清代的太医学不仅是教育部门,也是研究部门,教官要带领优秀学生对传统中医学进行研究,因此,清代出现了一大批中医学研究著作。康熙中期组织进士陈梦雷等编写《古今图书集成》,其中《医部全录》共520卷,分类辑录了自《黄帝内经》到清初120种医学文献,其注释翔实、辩证治疗论证有力、医学艺术和医家传略等记述系统。乾隆年间政府组织编修了大型医学全书《医宗金鉴》,其对医学的分科已经接近现代,并以科学的医疗观抵制武术等封建迷信思想,成书以来一直是医家精当而完备、简要而实用的医学著作。此外,乾隆五年(1740)的《外科证治全生集》、乾隆六年(1741)的《目经大成》、嘉庆元年(1796)的《疯门全书》、嘉庆十三年(1808)的《伤科补要》、道光七年(1827)的《傅青主女科》等是重要的分科中医学著作。嘉庆时期,赵学敏对《本草纲目》做了系统性的更正和补充,完成了多达十卷的《本草纲目拾遗》;他还编辑了《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本草话》等通俗中医学读物。温病学派是清代太医学中的新兴医学流派,形成了一套对热病的理论和临床方法,是我国古代医学的重大进步,叶桂弟子整理的他的《温病论治》、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辩》都是温病学的著作。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儒家文化所讲究的纲常体系的支配下,中医一直是一个深受社会尊重的行业。医者无论水平高低,都在一定的圈子里受到人们的礼遇。

  三、儒家弟子对中医的人文情怀

  随着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有成的和无成的儒家弟子,有

  越来多的人转入中医,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弟子凭借自己对中医的热情特别是人文情怀,凭借自己的身体力行,配合各类从医者,把中医一步步带入全盛时代。

  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矿物,几乎所有的中药都有几个或若干个有意味的药名,这些药名或者来自先古传说,或者来自名医事迹,或者来自文人佳话,等等,但无论哪一种来源,都显然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这里仅举两例。

  唐代诗人李翱有一篇笔记小说《何首乌传》,说顺州南河县有个名叫何首乌的人,其祖父何田儿自由多病,成年后缺乏男性特征,不能生育,也不对女性有任何心思,所以直到五十八岁都没结婚。有一天晚上,田儿酒后醉卧山坡,偶然发现两株相距三尺远的藤蔓互相缠绕在一起,他把它们解开,不久它们又缠绕在一起。田儿很好奇,便顺根部挖下去,掘得如拳头大小的带有五棱瓣的根块。田儿拿着这个根块请教一位山中老人,老人疑其是仙药。田儿遂将其捣碎,以其泡酒服用。谁知服用数月后,年仅六旬田儿那黑白相间的头发居然变得油黑乌亮,容颜和肌肤则嫩如青年,男性性征也出现了,并渴望接触异性。于是,田儿娶了妻子。田儿十年内竟然连生数子,他遂更名能嗣。能嗣活到一百六十岁。能嗣的这一秘方不传外人,所以其子孙皆高寿。能嗣的孙子首乌没守住秘方,秘方终于传世,人们遂把这种能够补益经血、固肾黑发的中药叫做何首乌。

  “舜帝南巡去不归,二妃相誓死江湄。空留万古香魂在,结作双葩合一枝。”唐末进士韦庄的这首诗所写的是中药合欢的来历。相传舜帝不顾年事已高,南巡九嶷山,不幸病逝湘江边。其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找舜帝,于湘江边哭悼舜帝,泪染江竹,江竹斑斑。后二妃跳江而死。但二妃的香魂与舜帝的精灵聚合在一起,化作合欢花,昼开夜合,一如二妃与舜帝夜夜欢娱如旧。这个传说当然不足信,但是却给人以安慰作用,所以,合欢有安神解郁的功效。

  古代读书人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但是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的人虽然中了进士,但是不为朝廷重用,甚至被政敌打击,有的还因此丢了性命。而没有考中进士的就更不用说什么命运的改善了。怎么办呢?儒家先师给他们提供了两条出路,一是做隐者,一是做医者。做隐者的比如孔子、孟子,他们在学成之后而不能为朝廷所用后,遂闭门授徒和著书立说。做医者的,比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和苏轼。

  范仲淹认为,良相可以造福一国,良医可以造福一方,他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范仲淹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钻研中医典籍,他还拜名医学习。科举及第前,他一直一边研读儒家经典备考,一边在家乡行医。后来,范仲淹高中进士,官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丞相)。做了高官的范仲淹不可能在行医。但是,他在任上实形庆历新政,改革弊政,做到了良相。同时,他还为造就良医出台了许多新政。他在京城设太医局,向民间招募年轻的医学爱好者,派医官讲学,加衣培养,定期考试,学成者派往各地服务社会。

  苏轼特别讲究中医养生,后人曾将他自创的养生方药与沈括的合编为《苏沈良方》一书。最能说明苏轼中医情怀的当属苏轼与岭南中医学的关系。苏轼晚年被贬岭南,岭南多瘴气,许多人因为瘴气而死。苏轼早年曾研究过防止瘴气侵害的方法,他向当地人特别生活在当地的北方人传授。苏轼常用三个方法:一是进行脚底按摩,二是常饮桂花泡制的酒,三是节制房事。除此之外,苏轼还钻研岭南的各种植物,他用一种名叫“倒黏子”的植物制成药丸,产生对痢疾的特效。苏轼把这种药丸命名为“海漆”。

  像范仲淹、苏轼这样的,是心怀中医情怀的进士,而没考中进士而转为醉心中医的读书人就不胜枚举了。特别是宋代以来,经济逐渐发达,读书人越来越多,许多读书无成的都转入学医队伍。

  中医知识复杂而玄妙,于是许多文人便以诗词、顺口溜或戏剧等文学方式使之通俗化,以便于理解记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蒲松龄深得中医妙理,为文之余常常在家乡悬壶济世,堪称当地名医。他在剧本《草木传》中,根据中药的性味、功能特点,巧妙的运用戏剧中的生、丑、旦、净各行当加以演绎,借用药物名称,赋予药物以一定的性格,成功的把五百多种药物搬上舞台。比如“清肺汤”一节:“那一日在天门冬前,麦门冬后摇了摇兜铃,闪出两妇人。一位叫知母,头戴一枝旋覆花,搽着一脸天花粉;一位叫贝母,头戴一枝款冬花,搽着一脸元明粉。金莲来求咳嗽药方,黄芩抬头一看,即知头面各般所有枳实,俱是止咳奇药,放下兜铃,汇成一方,便把热痰喘嗽一并治去。”各种药方按照场景活动,人们似乎看到两个妇人在向一位医生求诊,而事实上,这是清肺汤的用药。

  《镜花缘》中有个“斗百草”的故事,以中草药名制作对子,不仅工整,而且符合中医药理。比如:接骨(续断的别名)对扶筋,骨属肾水,筋属肝木,水木相生。猴姜(骨碎补的别名)对马韭(麦冬的别名),前者是补阳的,后者是补阴的。互草(常山的别名)对交藤(首乌的别名),二者同类,都有截疟的功效。

  古代许多作家特别是明清小说家还把自己的中医情怀渗透进作品的艺术形象中,不仅使读者学到一些中医知识,还深化或升华了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中,林黛玉就是曹雪芹的一个老病号,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林黛玉的疾病及治疗过程。林黛玉的体质属于气阴两虚,是木火刑金导致;了她的咳嗽不断,根源则是“六脉皆弦,因平时郁结所致”。这“郁结”二字正是曹雪芹所要塑造的林黛玉形象的“闪光点”,——林黛玉的郁结是对封建礼教窒息人的郁结,是对斗争形势残酷的郁结,是对贾宝玉斗争性格成熟缓慢的郁结。黛玉的死,从中医角度看是死于肺肾阴虚,虚火迫血妄行的咯血,而诱因则是宝玉娶了宝钗,导致黛玉木火刑罚金,黛玉难以躲避最初的身体毛病。这些描写反映了黛玉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也揭示了摧毁封建制度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和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林黛玉的病正是作者曹雪芹的心病,也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力基础。

  吴敬梓也精于此道。《儒林外史》中最精彩的清节是范进中举后发疯。范进得知自己中举了,突然发疯,往后一仰,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众人赶紧喊来范进的岳父胡屠户。胡屠户照着范进的脸就是一巴掌。范进吐出一口痰,醒过来了。而范老太太却因为得知范进中举而乐极生悲,大笑一声,突然一口痰涌上来,撒手人寰。根据中医学原理,范进的疯是癫痫,中医治疗都是使用化痰开窍的药物,情急时也可以用情志相克进行治疗,所以胡屠夫打范进嘴巴。而范老太太则是中医上的“喜伤心”,是西医上的因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猝死。作家通过这两个发病的形象,深刻的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们身心的扭曲和摧残,辛辣的讽刺了人们对科举制度麻木不仁的顶礼膜拜。

  儒家文化及儒家弟子与中医的缘分,历代留下的佳话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深入总结,这篇小小的论文怕是难以做到以一斑窥全貌的,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补充和深化。

  【参考书目】

  印会河 著《中医学基础讲稿》(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版)

  陈英华 主编《方药奥秘》(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版)

  陈英华 主编《医理玄机》(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版)

  赵晓星 责编《千金方》(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

  赵望秦 主编《明史解读》(华龄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张新科等 主编《清史解读》(华龄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王艳军 主编《诸子百家鉴赏大典》(线装书局2012年版)

评论列表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