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暑气刚顺着汴河漫上来码头上的青石砖被晒得发烫我蹲在自家粮栈屋檐下看着脚边蚂蚁排着队往米袋缝里钻。
就像三十年前祖父陈青峰传下的算盘珠子在汴河漕运的浪头里一点点扒拉出生路。
记得祖父总说仁宗朝那会子汴河上的漕船跟煮饺子似的。
初代掌事陈老爷子揣着半幅官印批文站在通济门码头看粮船过闸。
那时候漕运规矩严每年十月就得关汴口直到清明才开河满打满算通航日子不过两百来天。
可老爷子就凭着瞅准了江淮粮价涨跌的眼力劲儿硬是在官船扎堆的水道里挤出条路。
您瞧那船头插着 “青峰谷” 杏黄旗的漕船十艘里有三艘装着咱们从扬州运来的籼米过闸时闸官见了旗幡都得高看两眼。
最风光时咱们在汴京开了七处米行西水门外那三座大粮仓囤满了带露水的新稻。
有年富弼大人府上缺粮管家半夜敲开我家粮栈门板那时候才知道咱们卖给官仓的 “和籴” 粮里有一部分竟绕着弯进了文官大佬们的私宅地窖。
祖父常拿算盘敲着账本笑:“汴河水流半入青峰 —— 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 可漕运这碗饭吃着烫嘴。
那年黄河决堤泥沙把汴河闸口淤了三尺厚咱们一整队千石大船卡在河道里动弹不得。
我跟着父亲在堤上晒了三天看着纤夫们赤着脚在泥里拉纤船舷上 “青峰谷” 的旗幡被风沙撕得只剩半截。
后来才知道晏殊大人暗中递了手札咱们才借着修河工的名头调了官船来拖驳。
我是俞荼青峰商会第四代掌事。
眼下正是熙宁初年可这汴河上的风早没了祖父辈那时候的顺溜。
英宗朝过后码头上的天就变了颜色。
外戚张氏的人戴着乌纱帽跟江南漕帮的红缨帽凑在一块儿专盯着咱们青峰的漕船下刀子。
记得那年暮春咱们一整队装着新麦的漕船刚到泗州闸口河道衙门突然贴出告示说要 “疏浚河道”。
可他们封的偏偏是咱们用了三十年的专属码头。
那些日子我蹲在对岸看张氏的漕船插着杏黄旗大摇大摆过闸咱们的船只能停在浅滩上晒着船板缝里的麦粒都快发芽了。
漕帮的人扛着扁担路过还拍着咱们的船帮笑:“俞掌事这水匪闹得凶您这船要是遭了劫可别怨咱们没提醒。
” 后来才知道他们嘴里的 “水匪”多半是拿了张氏好处的地痞专在咱们运粮的航线上晃悠。
神宗即位前那几年。
韩琦大人府上的永丰商会跟变戏法似的往粮库里囤糙米。
那阵子汴京米价跟坐了过山车咱们刚从江淮收了新稻他们就把贱粮往市场上倒还买通茶馆的说书先生编些 “青峰粮里长了虫” 的瞎话。
有回我去西水门米行见着老太太们攥着铜钱直摇头:“听说陈家的米煮出来都是黑的可不敢买。
” 不到半年咱们七处米行关了三处门板上的 “青峰谷” 旗幡都蒙上了灰。
前代掌事陈景渊老爷一辈子爱往书画堆里钻商会的钥匙全交了总管。
那总管倒好白天在账房拨算盘夜里就往敌对商会的宅子里钻。
掌事看在眼里也毫不在意总幻想着自己的能混进名仕圈还说什么行大事不拘小节。
有年冬天汴京闹粮荒咱们运去的漕粮里竟掺了两成霉变的谷子。
御史台的奏折像雪片似的飞最后罚没的家产装了二十辆大车。
陈景渊灰溜溜离开了汴京连祖父留下的那方端砚都没保住。
熙宁初年的汴京像是口烧沸的油锅旧党泼的冷水跟新党撒的盐粒搅在一块儿可我那堂弟陈知易却偏要往锅里跳。
当王安石的《均输法》墨迹未干时他揣着商会的地契红本愣是在中书门下的石阶上跪了半夜。
记得那天清晨我在粮栈撞见他时他棉袍下摆还沾着露水。
堂姊你看 他展开新法抄本指尖点着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八个字眼里亮得跟点了灯似的。
旧党卡着江淮到汴京的粮道可新法让咱们能去物价低的地方收粮绕过陕西转运司那帮老顽固! 那时节满街的商户都在骂新法是瞎折腾唯有他带着算盘钻进市易务的门把商会三代攒下的田契铺子全押作了试点保证金。
最险的是那年冬天他当着一众官员的面拍桌子:新法行商路通;商路通国本固! 这话传到旧党耳朵里气得韩琦府上的幕僚把茶盏都摔了。
可谁也没料到王安石的门生、发运使薛向真就递了橄榄枝。
咱们先是拿了西北边军粮草的批文绕过旧党控制的转运司把粮车直接开进了秦州军营。
接着市易务的百万贯贷款下来时账房先生数银子的手都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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